台湾红灯区:性工作者的辛酸与泪水

台湾街头的“红灯区”

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浪。当时，关于“惩罚性交易”的讨论在岛上迅速发酵。有些人认为当局已经极大地保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挽救了他们日益艰难的生活条件。也有人认为这无疑会把台湾变成一个广阔的红灯区，最终导致“春城满天飞”，甚至“全岛卖淫”。台湾历史上的公共卖淫制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岛上“性工作者”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这篇文章将为你揭示所有的秘密。

虎尾铁枝路脚下低矮简陋的妓院也能闻到古老黑暗小巷的香味。

揭示台湾历史上的公共卖淫制度

台湾妓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当时移民台湾的人数不断增加，水陆码头上的妓女风气逐渐形成。清光绪年间，道城地区有大小妓院约200家。在午后的阳光下，台北市大同区的桂水街似乎很安静。然而，正是这条简陋的小巷经历了台湾卖淫业的兴衰。

自日本占领以来一直是公共妓院的文梦楼，在废除卖淫后成为台湾第一个被列为历史古迹的色情场所。

1895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年后，占领台湾的日本军队实施了允许性工作者合法经营的公共卖淫系统。不久，桂水街成为岛上著名的浪漫区，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和100多个家庭聚集在一起。这家名为宜丹餐厅的餐厅不仅提供美食，还用艺妓酒招待客人。江山楼酒店是当时最著名的酒店之一，也是当时台湾政界和商界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除了餐馆，桂水街还有更多的色情场所。此外，其他商店，如银楼、药店、服装店、发廊等也因浪漫行业而欣欣向荣。

“蒙文楼”位于台北市大同区桂水街，与台北市万华区华街齐名。

“蒙文楼”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妓院，位于台北市大同区桂水街，与台北市万华区华街相邻，见证了台湾妓女在过去50年的兴衰。2006年12月20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宣布将「桂水街蒙文楼」指定为台北市的纪念碑。自日本占领时期以来一直是公共妓院的蒙文楼，现在已成为岛上第一个被列为纪念碑的色情场所，也是第一个保留下来的性产业空房间。在台北市的发展史上，这是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变黄的妓女许可，成为“国宝”级古董。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废除了卖淫，但由于性传播疾病的流行和私人卖淫的严重性，被迫允许变相的公共卖淫。1956年3月，退出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宣布了《台湾省妓女管理办法》，允许性工作者在许可证下经营。根据当时的规定，18岁以上的妇女在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在警察局盖章后，可以申请公共妓女执照。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疾病的传播，政府还为妓女提供免费的定期体检。包道色情业被正式合法化，但在此期间，它通常与餐馆和其他行业混在一起。

台湾性工作者执照。

从那以后，岛上的许多其他浪漫地区，如桂水街，都见证了性产业的快速发展。

从当时的价格来看，一碗优质面条的价格是1.5元，而出入高档公共妓院的价格是数百元，后来价格涨到1000多元。长期以来，一些妓女一个小时要接待10多位客人，而源源不断的妓女给台湾的性产业带来了大量的金钱。然而，每次妓女接待客人，她的大部分收入都必须付给皮条客。最后，皮条客和黑手党成为卖淫系统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尽管公共卖淫系统试图规范性产业，但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其他社会问题，如黑社会、人口贩运、毒品等。

以前的公共妓院现在已经变成了“身体、灵魂和性的快乐杂货店”。

因此，台湾当局在对妓女实行检查制度的同时，还制定了“日落条款”，规定强制交易的“业主”和“妓女”的营业执照应限量发放，所发放的执照不得继承或转让。所有业主死后，营业执照将自然消失。“日落条款”的引入正是希望岛上各种浪漫的地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消亡。因此，在台湾的公共卖淫系统繁荣了半个世纪之后，岛上的公共妓女人数已逐渐减少到不到100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过去熙熙攘攘的桂水街现在不再挤满了人。甚至连临街面都被业主翻新和出租了。

目前，在“身体、精神、幸福和性食品店”给客人按摩的女人的照片被贴在墙上。

“陪同性工作者”追逐陈水扁，最终甚至成为陈水扁竞选连任失败的原因之一。

2003年:台湾的商业性工作者进入历史

由于“日落条款”，岛上的妓女人数逐渐减少，但陈水扁是第一个提出废除这一制度的人。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强力反色情”作为他的诉求，席卷了所谓的色情行业，迫使数百家台北酒店暂时关闭。接着，陈水扁根据选择软柿子的原则，想要废除台北的公开卖淫活动，这种活动正在消亡，没有人注意。

陈水扁的“取缔卖淫”政策，使得一群原本属于禁忌话题、原本属于社会底层、从来没有发言权的人，能够立即打破沉默。陈水扁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并告诉公众，他们是台北市政府许可的“妓女”，应该有工作的权利。

经过妓女自助协会和帮助统一生产线的女工之间的长期斗争，马英九最终当选为台北市长。1999年3月，斗争缓和了两年，废除卖淫的政策于2001年3月实施。由于台北禁止妓女的示范效应，台湾其他县市也纷纷效仿。高雄最后一家公共卖淫馆于2003年底关闭，台湾的公共卖淫业正式进入历史。

台北街头的“妓女”。

在台湾，公共妓女很难通过废除私人卖淫来“行善”。

然而，废除卖淫的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性产业的问题。

废除卖淫政策实施后，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压迫和经济困难。他们不得不受到警察的审问、突袭、钓鱼恐吓和骚扰，以及几个不择手段的客户的暴力威胁。他们在街上的竞争条件不好。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没有技术能力使用计算机技术来帮助他们在网上交朋友。他们不仅承担了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家庭的经济依赖负担，还在唯一的社区和人类感情的基础上与老顾客保持有限的性交易互动。他们既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也没有福利保障，更不用说对这份性工作的任何期望和未来了。破坏使他们只能生活在黑暗的底层，在唯一的生存条件下呼吸和挣扎。

台北街头的地下性工作者。

因为没有其他专业，在失去合法执照后，大多数性工作者没能改变职业，成为非法妓女。事实上，目前台湾大约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他们和这些妓女一样，发现很难找到其他生存方式。

大约有两坪大的房间，是私人妓女卖灵肉的地方。

原本合法的公共妓女变成了私人妓女，所有的年轻女性在生计债务的压力下只能像蜘蛛网一样在一个孤立的系统中相互支持。其中一位年轻女士带着债务逃跑了，并立即参与到最初的相互借贷体系中。巨大的信用卡债务和银行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让他们陷入地下状态，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

台湾妓女抗争12年:我想工作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除卖淫，台北数十名妓女戴著头罩上街，为争取工作权利而抗争，并要求取消犯罪与惩罚，使台湾社会第一次严肃面对复杂且广泛的性产业公共政策问题。

被称为台湾名妓的“官姐”关秀琴。

同年，台北市妓女自助协会成立。其首席执行官秦秀和副总裁李俊与其姐妹发起了200多次抗议。他们一路追随陈水扁，甚至成为陈水扁竞选连任失败的原因之一。才真旺姆-全接任台北市长，并且已经管理卖淫业两年了。

台湾“日本-日本-春天协会”举行游行。

废除卖淫的斗争引发了台湾的卖淫权利运动。公共卖淫运动的支持者于1999年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日本-日本-春季护理和互助协会”，以不断促进“性工作非刑罪化”和打破“性道德污名”的运动。他们发起了500多次街头抗议。在大选和台北市长选举之前，他们肯定会利用示威活动向所有党派的候选人施压，要求废除《社会福利法》的处罚条款。

角落里不见的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包括反对政客的抗议。他们举办了五次国际卖淫会议，将世界上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进行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的歌曲录制成光盘，拍摄性工作者纪录片，并成功地将公共妓院的“蒙文楼”改造成一座文化丰碑。

台湾性工作者游行

性工作者当场向反对性产业的妇女团体下跪。

“非刑罪化”和“设立红灯区”之间政策方向的转变给了这些奋斗了12年的性工作者希望。

他们想要的只是工作的权利。

台湾的性工作者一再走上街头，要求当局实施“性工作非刑罪化”

将性交易合法化？岛上新一轮舆论对抗

岛上的公众舆论就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进行了多次交流。最近，台湾“内政部”表示，不排除今后将性交易非刑罪化，甚至可以讨论实施“一楼一凤”的性产业体系。消息一出来，岛上的公众舆论就垂涎三尺。反对者认为这将导致“全岛和任何地方的卖淫”的局面。

从废除卖淫到使性工作合法化，甚至“妓女”这个词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性工作者”。已经发生变化，相关变化将继续。事实上，性工作者非刑罪化只是一小步。还有许多后续问题。例如，台湾真的会有像荷兰红灯区那样的色情区吗？在性工作者合法化之后，如何防止“一楼一凤”对社区和平的威胁？以下问题可能会在观念和实际生活中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广泛，实施性交易非刑罪化仍然很困难。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的成熟和公众舆论变得更加理性，未来可能会找到一个真正理想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的批评声中，台湾的性工作者只能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更接近一个平等和宽容的社会。

这篇文章选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