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街头的“红灯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惩罚性交易”的讨论迅速在岛上发酵。有人认为，当局极大地维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挽救了他们日益艰难的生活条件；有人认为，这无疑会把台湾省变成广义的红灯区，最终落得“春城遍地花”，甚至“全民皆妓，海岛皆妓”的下场。台湾历史上的公开卖淫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岛上“性工作者”的生活状况如何？本文将为你一一揭秘。

虎尾铁枝路脚下低矮简陋的卖淫厅里，还能闻到古暗巷寻香问柳的味道。

揭开台湾历史上公开卖淫制度的神秘面纱

台湾省妓女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移民到台湾省的人数逐渐增加，水陆码头的妓女逐渐形成气候。清朝光绪年间，大道城地区约有妓院200家。午后的阳光中，台北市大同区桂水街非常安静。然而，正是这条不起眼的小巷，经历了台湾省公共卖淫史的兴衰。

自日本占领以来一直是公共卖淫场所的蒙文大厦，成为废除卖淫后台湾省第一个被列为历史遗迹的色情场所。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省割让给日本。一年后，占领台湾省的日军实行了允许性工作者合法经营的公开卖淫制度。很快，桂水街就成了岛上有名的浪漫区，各种类型的娱乐场所聚集在一个地方，有100多户人家。素有宜丹餐厅之称，除了提供美食，艺伎酒也被用来唱歌取乐。江山楼酒店是当时台湾省政商名流经常光顾的著名酒店之一。当然，除了餐馆，桂水街还有更多色情场所。此外，其他店面如银屋、药店、服装店和发廊也因为浪漫的行业而繁荣起来。

“蒙文大厦”，位于台北市大同区桂水街，与台北市万华区花溪街同名。

“蒙文楼”是一座延续了近百年的老式妓院。它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归绥街，与台北市万华区花溪街同名，见证了台湾省50年来妓女的兴衰。2006年12月20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宣布，桂水街的蒙文大楼被定为市级古迹。自日本占领以来，蒙文大厦成为岛上第一个被列为历史遗迹的色情场所，也是第一个保存下来的性产业空房间。在台北城市发展史上，它是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记忆。

黄色妓女执照，成为“国宝”级别的古董。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取缔卖淫，但由于性病盛行，私人卖淫严重，被迫变相允许公开卖淫。1956年3月，退守台湾省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台湾省妓女管理办法》，允许性工作者持照经营。根据当时的规定，年满18周岁的妇女，经健康检查合格并由父母亲自到派出所盖章后，可以申请公开卖淫许可证。同时，为了避免疾病的传播，政府还为公共场所的妓女提供免费的定期体检。色情在包道被正式合法化，但在此期间，它通常与餐馆和其他行业混合在一起。

台湾省性工作者执照。

从那以后，岛上的许多其他浪漫地区，如桂水街，都见证了色情行业的快速发展。

按照当时的价格，一碗阳春面一元半，而进出高端公共卖淫馆每转要花几百元，后来价格涨到1000多元。客人多的时候，一些男妓一个小时就会接待10个以上的客人，无休止的寻找香客会给台湾省的色情行业带来很多钱。但是，男妓每次接待客人，大部分收入都会支付给老鸨，最后老鸨和黑手党成为男妓制度的最大获益者。因此，虽然公共卖淫制度试图规范性行业，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他社会问题，如黑社会、人口贩运、毒品等。

以前的公共卖淫馆，现在变成了“身心福地/性福地杂货店”。

因此，台湾当局在实行公开卖淫检查制度的同时，还制定了“日落条款”，规定“业主”和“妓女”的营业执照将限量发放，发放的执照不得继承或转让。业主去世后，营业执照自然会消失。“日落条款”的出台，恰恰是希望岛上各种浪漫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消亡。因此，台湾省的公共性工作者制度繁荣半个世纪后，岛上的公共性工作者逐渐减少，现在不到100人，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曾经熙熙攘攘的桂水街已经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就连临街的门面都被业主翻新出租了。

目前，“身心幸福/性福利杂货店”里，女人们正在放松按摩客人的照片被贴在墙上。

“被妓伴”追阿扁，最终成为陈水扁失去第二任市长的原因之一。

2003年:台湾省公共妓女正式进入历史

因为“日落条款”，岛上的妓女数量逐渐减少，但最早提出废除妓女制度的却是陈水扁。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选择“强力扫黄”作为诉求，大张旗鼓地扫荡所谓色情行业，迫使台北数百家酒店暂时关闭。随后，陈水扁根据摘软柿子的原则，想废除台北市内奄奄一息、无人问津的公共妓女。

陈水扁的“废娼”政策，让一群原本属于禁忌主体、从未在社会底层有过话语权的人瞬间打破沉默，突然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告诉民众自己是台北市政府认可的“公妓”，应该有工作的权利。

经过妓女自助会与当时介入协助统一生产线的女工长期斗争，才真旺姆全在1999年3月赢得了两年的缓冲期，并在2001年3月实施了取缔卖淫的政策。因为台北禁妓的示范效应，台湾省其他县市也纷纷效仿。高雄最后一家公开卖淫馆于2003年底关闭，台湾省公开卖淫业正式进入历史。

台北街头的“流浪莺”。

在台湾省，公共妓女很难取消私人妓女

然而，废除公共卖淫的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性产业的问题。

废除卖淫政策实施后，她们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压迫和经济困难，必须接受警方的审讯、临时检查、钓鱼恐吓以及少数无良嫖客的骚扰和暴力威胁。他们在街上与人竞争的条件不好。与年轻一代相比，他们也没有在互联网上利用计算机技术互相帮助的技术能力。他们不仅要承担两代一家的经济依赖负担，还要在只有社区和人情的基础上，与老客户保持有限的性交易。他们既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也没有福利保障，更谈不上对这份性工作的期待和未来。地下使他们只能生活在黑暗的底层，呼吸和挣扎着唯一的生存条件。

台北街头的地下性工作者。

因为没有其他专业，失去合法执照后，大部分性工作者未能转行，成为非法流浪人员。事实上，台湾省有十多万地下性工作者，像这些男妓一样，很难找到其他生活方式。

二坪左右的大房间，是妓女卖灵肉的地方。

原本合法的男妓变成了私妓，所有的女士只能像一张蜘蛛网一样在孤立的体系中相互支撑着生计债务压力。其中一位女士负债逃跑，这立即涉及到最初的相互借款制度。银行里巨额的卡债和高利贷者，就像吸血鬼一样，把他们变成了地下组织，他们的经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台湾省妓女12年奋斗:我想工作

1997年9月，为抗议陈水扁废娼，台北数十名男妓戴着帽子和口罩走上街头，争取工作权利，要求惩罚，使台湾省社会第一次认真面对复杂而广泛涉及的性产业公共政策问题。

被评为台湾省名妓的“官姐”关秀琴。

同年成立的台北市妓女自助会，其行政长官秀琴与副会长李俊，与妓女姐妹一起发起200多次抗议，一路追阿扁，甚至成为陈水扁连任市长失败的原因之一。才真旺姆马英九继任台北市长后，依法恢复卖淫两年。

台湾省“阳春协会”发起游行。

反对卖淫的斗争引发了台湾省的卖淫权利运动。1999年，公共卖淫运动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关爱互助协会”，继续推动“性工作非刑罪化”和打破“性道德污名”的运动。他们已经发起了500多次街头抗议。在大选和台北市长选举之前，他们肯定会以游行的方式向各党派候选人施压，要求先废除《社会保障法》的惩罚条款。

角落里看不到的被扭曲的性工作者开始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针对政客的抗议活动。他们举办了五次国际卖淫大会，将世界上最经典的性产业政策模式带到台湾省进行讨论，将性工作者演唱的歌曲录制成光盘，拍摄性工作者的纪录片，并成功将公共卖淫馆蒙文大厦改造成文化纪念碑。

台湾省性工作者游行

性工作者当场向反对性产业的妇女团体下跪。

“非刑罪化”、“设立红灯区”以及政策走向的转变，让这些奋斗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他们想要的只是工作的权利。

台湾省性工作者多次走上街头，要求当局实施“性工作非刑罪化”

性交易合法化？岛上新一轮的舆论对抗

在岛上，关于性产业是否应该合法化有很多冲突。近日，台湾“内政部”表示，未来不排除性交易非刑罪化，甚至可以探索“一楼一凤”的性产业体系。消息一出，岛内舆论都在流口水，反对者认为会造成“全岛妓女，到处都可以卖淫”的局面。

从废除卖淫到性工作非刑罪化，甚至连“妓女”一词都不自觉地改名为“性工作者”。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关的变化将继续。事实上，性工作者非刑罪化只是一小步，后续问题很多。比如台湾省真的会有荷兰红灯区这样的情色区吗？而性工作者非刑罪化后，如何防止“一楼一凤”对安静社区的威胁？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可能会在观念和现实生活中造成激烈的社会影响。

由于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性交易的非刑罪化仍然举步维艰。但是，随着台湾省社会的成熟，舆论的更加理性，未来可能会找到一个真正理想的解决方案。在一片指责声中，台湾省的性工作者只能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更接近一个平等包容的社会。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