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琪的西方细菌

区域综合实力比较有很多参考维度，其中最直观的就是GDP，以及不容忽视的财政收入。

但由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基和税源可能差异较大，落后地区可能无法依靠自身造血能力消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负担，于是就有了转移支付这种财政平衡技术。

通俗地说，就是国家通过国家税收等手段把钱收起来，再分两次给当地，富裕的省市输血支援落后地区。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退税。

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应，转移支付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1994年分税制建立时，国民经济总量为48637.5亿，2018年增至90030.9亿，约为18倍。与此同时，国家转移支付总额从497亿元增加到7万亿元，增长约140倍。

这两天，CBN整理了2018年中国转移支付数据。哪些省份获得的补贴更多？转移支付的总体地理分布规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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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移支付总额排名中，四川和河南领跑全国。

先来看看CBN制作的图表。

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转移总额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四川、河南、湖南、云南和湖北，其中四川和河南分别突破4000亿、4779.66亿和4252.79亿。

除了以上五个省份，还有河北、安徽、黑龙江三个省份的面积超过3000亿元。

后五个地区，即北京、宁夏、海南、上海、天津，正好属于五个千亿元以下的省市。其中，天津只有551亿，不到四川的零头。

观察各省市转移支付总额排名，可以发现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江浙粤等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创收能力一直很强。像上海这样的一般预算收入在全国排名第三，高于大部分省份，2018年超过7000亿。

如果赚的钱花不完，还可以输血，得到的转账付款自然是相当少的。比如浙江是1029.76亿，大约是四川和河南的四分之一。

此外，转移支付总额排名前十的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而东部省份只有河北一个省份进入前十，沿海省份以输血支撑内地，体现了转移支付平衡区域经济的初衷。

像拿钱最多的四川，扶贫压力也不小，国家给的钱很多都是留给川西三州的。排名第四的云南也是如此。

除了经济水平，人口也是转移支付的重要参考。总量排名前三的四川、河南、湖南，都是传统的劳动力大省。2018年湖南常住人口6860.2万人，河南接近1亿人，仅次于广东、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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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补贴数据，**最高

如果把总转移金额分解成人均数据，排名就会大不相同。

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排名前五的地区是**、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其中**人均转移支付高达52217元，是排名第二的青海的两倍。这五个地区，人均才一万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是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同时区位和资源禀赋相对较差。国家在输血方面的努力是全方位考虑的结果。

此前，西木耳曾发文“**平均工资有多高？”提到2016年，当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赶超上海、北京。

高工资很大程度上是转移支付补贴的结果，比如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补贴、工资转移支付的调整等等。体现了国家的关怀，当然也是在吸引人才支持落后地区的建设。

最后五个地区分别是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其中中国经济总量最高的广东，一方面最慷慨，财政贡献巨大，另一方面人均转移支付只有1409元，是**的2.7%。

根据人均数据的省市排名，与GDP排名高度一致。因转移支付总额最高而成为话题中心的四川，人均数据仅排在中等水平，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夸张。

有的地方靠输血，有的地方可以自给自足。根据财政盈余的不同，各省市对国家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也不同。

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6.4%，上海仅占9%。这份名单符合人均转移支付的排名。占100%以上，即转移支付高于公共预算收入，以安徽为界，共有18项。

值得一提的是，“PPP引领**大会”显示，一般预算收入减去支出的领域有24个。

也就是说，中央财政依赖的背后，实际上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浙江、福建7个省市，加上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5个计划单列市在提供输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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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看到落后地区的税收贡献。

我之前反复提到“输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褒贬，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但是在实际讨论中，很容易引发各种相关的争吵。

比如前不久，全国养老金调整制度实施后，东北地区南方养老金调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引来了广泛的抱怨。

其中，辽宁2018年养老金补贴达到596.49亿，位居全国第二；黑龙江456.72亿，全国第五；吉林286.1亿，全国第八。

除了东北地区，四川也备受争议，经常被指责依靠国家**赚钱。总的来说，你应该自己挣钱，自己花钱。富裕地区支持贫困省份是不公平的，会挫伤发达地区的积极性。

这个概念的前提是正确的，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点。事实上，在国家向不同地方输血之前，税收和税源之间有一个典型的偏差。

说白了，富裕地区赚的钱也有落后地区的贡献。

而偏离税源在很多情况下都有体现。比如跨区域企业在注册地纳税，也有典型的总部经济策略。

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总部往往设在北京、上海等地，制造工厂位于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汇总纳税时，企业税款最终流入总部，导致税款转移。

国家退还地方税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退还。之所以退回，是因为没有在税源缴纳地进行征收。以增值税为例，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导致税收从落后地区流向商品生产发达的富裕地区。

资料来源:区域税收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类似的税收与税源偏差造成的不公平，多年前就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年调查显示，税收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都属于税收已经迁入的地区，而湖北、湖南、广西、四川等大部分省份都处于迁出状态。

基于公平的考虑，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会逐步增加，也是为了补偿落后地区所做出的牺牲，让他们有足够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所以，在判断各地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时，也要看到富裕地区对其也有一定的依赖，没有必要完全分开。

当然，话说回来，转移支付所追求的公平不能等同于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转移支付可以缓解地方财政困难，但不是经济发展的解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国家输血，容易失去转型动力，安于现状，影响发达地区经济效益。